
《大学》作为一部独立的经典著作昆明配资公司,真正的独立地位始于宋朝。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记载,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,而朱彝尊在《经义考》中明确指出: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,实自温公始。他认为司马光是《大学》专题研究的开创者,是将其独立并深入探讨的第一人。
严格来说,《大学》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,与宋代学术思想的变革密切相关。宋朝的历史背景、学术环境、文化氛围及社会经济的背景,都为《大学》的整理与再造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宋代不仅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,它的学术气息、经济发展及思想解放的广度,创造了有利的条件,使得《大学》的独立性得以体现。 我们通常对宋代的社会风气、文化气候和知识分子的地位评价较高,认为宋代开创了新的文化气象。在宋朝,整个社会迎来了多方面的变革和发展,特别是在农业生产、科技创新等领域,比起汉唐时期有了更为显著的进步。随着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出现,宋代经济不仅突破了地域的局限,也逐渐变得全球化。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,使得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。私人书院的制度化推进了教育的普及,文化风气的自由化和社会礼俗的更新,促使了学术气候的全面解放。 宋代的统治者不仅注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,他们也通过兴文教、抑武事的方针为文化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提供了有力支持。这一文化政策加强了尊师重道的学术风气,并且推动了知识分子自觉维护伦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责任。 狭义上说,宋代的文化变革主要体现在思想和学术规范上。从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到宋代的学术发展,可以看出宋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转型。这一转型表现在几个方面:首先是经典的选择,从五经转向四书;其次是在解释方法上,从训诂式的注释向更为注重心灵契合和身心体察的理解转变;接着,学术上开始从经学向理学过渡;最后,学术的关注点也由社会治理和伦理秩序,转向了个体的身心安顿和成圣成贤的追求。 作为宋代学术思想的核心表现,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宋代自由的文化气氛有着内在的关联。宋代的文化自由主义与重文轻武的理念深入人心,这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性契机。尽管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波动,但其核心地位始终未曾动摇。即使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,如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等时期,儒学虽遭遇过批判与颠覆,但它的精神内核依然得以保存。 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发生变化,儒学的转型成为了必然。虽然儒学面临着挑战,但它的转型并不是全盘否定,而是创造性地转化与发展。正如在《思想的转型——理学发生过程研究》中所提到的,儒学的长盛不衰,正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经济、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,能够适应封建社会的特殊需求。 儒学的持久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治理功能,以及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诉求的契合。从某种角度看,历史上独尊儒术和三武一宗灭佛等文化政策,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对文化的控制与服务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的附庸,而政治则主导了文化的统一性。这种文化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自由,但却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。 在宋朝,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军事权力,消除地方割据,抵抗外敌入侵等问题。与此同时,文化政策逐渐重视,尤其是在宋代中期以后,重文轻武的文化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实施,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。文化的全面解放,类似于百家争鸣后的思想竞赛,推动了文化和学术的多样性。这一历史背景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环境。在这种氛围中,四书经典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《大学》逐渐从学术的边缘走向了核心,成为宋代儒学者竞相解读的经典文本。可以说,宋儒的思想,离不开《大学》这部经典的支撑,而《大学》也通过宋儒的诠释,达到了其独立性和系统性的巅峰。 《大学》不仅反映了宋儒的教育思想、社会理想,也契合了当时人们对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的追求。它的思想内涵与宋儒的教育目标高度一致,成为了儒门士子一生追求的理想。 从历史上看,《大学》能够单独成为一个学术领域,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,也是宋儒在面对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问题时所作出的积极回应。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的责任感昆明配资公司,也体现了他们对儒学道统和学术继承的坚守。
发布于:天津市鼎泽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